抛开“马歇尔计划”控制西欧的战略意图不谈，单就计划本身就实现了“双赢”。马歇尔计划实施期间，西欧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5%，不仅促进了西欧联合，迈出了走向欧洲一体化的笫一步。

更为重要的是，“马歇尔计划”及时消化了美国自身的过剩产能，锁定了欧洲的后续采购方向。由于该计划把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刺激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为保持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

日本制造业海外投资的最大经验是建立了国内生产和海外生产的双向拉动。20世纪60～70年代，为了缓解国内制造业的过剩产能，日本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投资，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顺贸易偏向的投资战略。

通过有比较劣势产业部门渐次外移，不仅形成了母国与投资国之间垂直分工，带动本国技术和设备出口。

而且通过大规模地进行海外投资，使其制造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产率的金属工业、化学与机械工业，即形成了以重化学工业为核心的制造业结构，形成了制造业拉动的双引擎。

加快产业资本“出海”化解过剩产能

事实上，“走出去”初见成效，但规模依然较小。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动下，企业海外投资的步伐正在加快，仅2008-2009年两年间，中国企业赴海外并购金额高达433.9亿美元，超过了本世纪前八年总和。

截至2011年底，中国在全球200个国家和地区共有1.8万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投资覆盖率达70%以上。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0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流量已经跃居全球第六位(2011年有所下降)，但与此同时，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3823亿美元，居全球第十七位。

横向比较而言，这一数字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另有数据显示，2010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200多亿美元，比当年我国全部存量加起来还多。

美日的经验给中国提供了很大的启示，让中国把治理产能过剩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从全球看，由于不同国家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差别巨大，某些行业的产能在一国可能显着过剩，但从某一国际区域来看并不过剩。

比如中国2009年产磷肥1386万吨，过剩无疑，但由于越南、菲律宾等产水稻的国家缺乏磷矿资源，而中国出口又存在成本优势，这样将中国及东南亚、南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磷肥产能并无过剩。

如果从上述视野来审视当前产能过剩问题，就能够将我们目前认定的产能过剩行业进一步细分，并能更客观、科学地寻求解决产能过剩的新途径和可能性。毫无疑问，当前中国调整制造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整体升级在必行。

每次大危机都是一次重新“洗牌”的过程，未来在全球产业格局调整中过程中，将按照国际分工价值链引起产业布局的重新分布优化。

中国要实现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低位保持、中位扩张和高位渗透”的目标：

首先，对于纺织、鞋帽等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可以通过“走出去”在其他国家生产、当地销售或出口产品，可以绕过相关国家的贸易壁垒。

其次，加快汽车业等行业的过剩产能输出，加快占领新兴市场迫在眉睫。目前，中国汽车产能“结构性过剩”严重，一方面自2011年以来，中国汽车业正在进入增速回落期，2011年的销售量仅增2.5%。

而汽车业产能却进入爆发式增长时期，预计2015年中国汽车产能将达到3250万辆，也就是三年后，汽车年销量要增长一倍。因此，加快汽车业“走出去”，占领非洲、亚洲和拉美等迅速增长的新兴市场意义重大。

最后，在产能过剩的风电设备、多晶硅、光伏太阳能电池等新兴行业，可以通过发展“技术追赶型”对外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发达国家先进技术集聚地的反向技术外溢，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国内相关行业的结构升级。

从时间周期看，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因此，积极主动的创造外需，加快中国产业资本走出去，积极推进“产能输出”战略，不仅可以缓解内部供需矛盾，也必将为中国的全球化发展带来更大的收益。